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属浙江）人，原籍金华孝善里之潜溪(潜溪原为义乌地)，与义乌王炜主修《元史》，同为总裁官。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一代文宗，有《宋学士文集》传世。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在明一代，宋濂开私家藏书风气。

　　宋濂生平：

　　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12岁时，其父聘请义乌上溪包廷藻到家给他教授经史。

　　曾受业于浙东大儒吴莱、柳贯。30岁时拜翰林学士、县人黄溍为师，深得器重，且与同学王炜交谊甚深。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

　　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所征召，明建立后，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

　　明开国后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

　　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后因其孙宋慎受胡惟庸一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

　　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在义乌西覆釜山萧皇岩创建釜山书院，为乡邑培养人材不辞辛劳。

　　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宋濂文学思想

　　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

　　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

　　《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

　　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

　　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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