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天职”。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和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闻一多在彷徨中曾向人倾诉：“不能适应环境，向外发展之路走不通，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同样，胡适曾多次以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称赞说：“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但另一方面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而又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确有它的奇特的功能。 

　　曾站在革命对立面 

　　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他回国后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20世纪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每次学潮，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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