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在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中，有三个人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罗隆基。虽在当年闻一多对罗严厉批评国民党甚为不满，但二人私谊仍在。罗对他一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抗战时的争民主运动中终于结果。二是他的学生兼同事吴晗。吴晗以其出色的学术才华深受胡适、闻一多的赏识。那时吴晗尚未涉足政治，但吴的妻子袁震以前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了联系。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为在高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而与袁恢复联系，吴晗渐受影响，终于加入民盟。吴晗遵照党的指示做闻一多的工作，正是在吴的多次动员下，闻一多参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渐深。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昆明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著述甚丰，一派学者风度。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当教授，主动拜访闻一多，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理论。在那段日子里，闻一多对华岗几乎是“言听计从”的。 

　　摘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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